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经过近3个月长途跋涉，周军与盟军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了殷都南郊的牧野，这是商王朝的核心区——王室畜养牛羊的广阔草原，地形平坦，简直是一片天赐的大战场地。在这个多雨的残冬，纣王面临的已经是一个死局，尽管他的军队总数有70万人，十数倍于周人，“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他的军队却毫无斗志，像豆腐一样被周军切开，甚至很多人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直接调转戈矛，杀向纣王中军。
在目睹了军队的崩溃后，纣王逃回朝歌，登上据传“其大三里，高千尺”的鹿台，遍身覆盖宝玉，点火自焚，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将自己献给了祖先。
“好”连体铜甗内壁上的铭文。
不过几个小时，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牧野战场上的纵横尸骸，在古人视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星（木星）刚刚没去身影的甲子日早晨，统治近600年、历经17代31位君主的商王朝就此终结，隐入历史。在之后3000多年的岁月风沙里，历史成为传说，传说又变为神话，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家董作宾在安阳西北面的小屯村殷墟遗址挖下中国科学考古的第一铲土，商王朝才又从传说中现身，成为信史。
一世纪过去了，几代考古人躬身田野，钩沉索隐，接力追逐那个扑朔迷离的王朝背影。但未解之谜依然众多。何为大邑商？突然出现的马车来自哪里？如今发现的殷墟王陵葬的都是谁？最后一任君主帝辛为什么丢掉了商？他们想要拨开迷雾寻找谜底，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在殷墟工作已经超过20年，他曾感慨：“关于殷墟，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要多。”
“大邑商”由来之谜
“仔细看，这边原来应该是一个坑，它的填土颜色更深，和从未被扰动过的生土颜色不一样。”4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殷墟王陵遗址里一片宁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迪在遗址东南部新发现的围沟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用肉眼分辨考古现场裸露的土层。“土里找土”，这就是考古人的日常，也是基本功。围沟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队员们正拿着手铲在探方里一点点刮拭泥土，已经清理出来的土，还要由技工过筛，“怕万一里面还有遗漏的东西。”王迪解释说。
商汤王，《历代君臣图鉴》清代拓本。
2021年8月开始的商王陵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发现了大墓周围的东、西两道围沟，它们已经被确定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起界定与护卫墓园作用的干沟，通常只有王陵才有）。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洹河北岸，是整个殷墟“大邑商”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大邑商”？这是个考古界争论了数十年的谜题。甲骨文里，这三个字多次出现：“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它们的指向被认为是确切的地点范围，有时是王畿地区，即商王王族直接管辖控制的统治区，有时确指殷都都城。但在后世周人的文献里，“大邑商”又泛指商王朝，例如最早记录“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明确提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还只是学术界主流的观点，“非主流”的看法和解释就更多了，目前对“大邑商”的理解，还无法形成一个确指的含义，它可以代表商王朝政权，也可以代表整个王权的统辖区域，或者表示政治中心。站在考古的角度上，即便“大邑商”仅仅指都城也就是殷墟，对它当时真实的环境面貌、聚落布局、社会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生产生活模式……学者们也还在探索之中。
1928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殷墟挖掘，主要集中在宫殿区和王陵区。1950年以后，考古队又在宫殿区和王陵区周边发现了一些贵族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以及城市道路水系。近些年，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
2016年，在距殷墟宫殿区直线距离10公里处，新发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一个以“戈”为名的古老氏族在这里生活，主要从事青铜铸造，死后也埋葬于此。2021年，又发现陶家营遗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面积近20万平方米。陶家营、辛店等遗址如同不同等级的“卫星城”拱卫着殷墟，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这个包含着众多“卫星城”的更大范围的殷墟，兴许才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谜团仍然太多。
比如辛店遗址这样规模的二级聚落在传统殷墟的外围还有多少？加上三级聚落的中小型遗址，其分布的数量与密度如何？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内结构如何，是单一的族邑聚落，还是一些学者猜测的“工、居、葬合一”模式？况且直到今天，殷墟还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城墙，殷墟36平方公里的范围，仍然只是保守的估计。“我们找不到城墙。”何毓灵说，“或者当时就没有城墙，那么‘大邑商’就给了我们一个研究边界无限开放的状态。”